被解雇那天他开车四小时，刚到球场路口就接到主席电话

托尼·普利斯（Tony Pulis）在英格兰足坛从底层一路干到顶级，见过太多教练与俱乐部的分手方式。有些很平和，有些则相当难看，甚至根本不会面对面发生——他见过教练在电话里被解雇、被短信通知下课，或者靠口口相传才知道自己丢了工作。 对一名主帅来说，最折磨人的时刻之一，是关于你即将下课、以及谁来接替你的传闻满天飞的时候。普利斯说，他认识一些人，在一位主帅还没被解雇之前，就已经通过经纪人或者直接向俱乐部老板递上了自己的名字。不少教练在被正式任命前都会先被试探意向；还有一种在俱乐部里越来越流行的做法，是把可能的接替人选透露给媒体，看看球迷对这些名字的反应。 对仍然在位、压力已经顶到天花板的当事人来说，这无疑是毁灭性的，但普利斯把它归为这份工作必须处理的一部分。他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局面，而且持续了好几个月。他说，那种时候，你对自己、对俱乐部高层的信心都会再遭受一次重击。当时他从媒体圈的人那里很早就听说了俱乐部的打算，也推断出了新帅会从哪里来，但他只能咬住嘴唇——他和他的团队还在合同期内，只能继续干下去。他们不断拿分，把不可避免的那一天往后推，但最终他知道，自己的时间到了。 普利斯讲起一位他认识的教练：俱乐部为了永久解除合同，先把这位教练安排去“园艺休假”（gardening leave），期间照发工资。这位教练索性带着家人去了一处炎热的地方度假。在阳光下看着老东家在电视上输球后，他给俱乐部主席寄了一张明信片，上面只写了一句话：“wish you were here!”（真希望你在这儿）。回家后，他被解雇了——但普利斯说，他敢打赌，这位教练仍然为寄出那张明信片而高兴。 遗憾的是，大多数教练得不到这种痛快，往往连和共事数月甚至数年的球员、员工好好道别的机会都没有。普利斯自己在斯托克城的第一次执教，结束于 2005年夏天 季前训练第一天。他从伯恩茅斯的家开车上高速，已经开了四个小时，就在快到通往球场的路口时，电话响了，是主席打来的，说一直想给他打电话。他被告知不再是主教练，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能进入球场——他很快明白了这份“紧急”的含义：新帅已经到那里了。他只能把车掉头，开回家。 普利斯总记得自己第一份工作、在伯恩茅斯执教早期的一场比赛。当时他们客场打斯旺西，对方主帅弗兰克·伯罗斯（Frank Burrows）赛后请他进办公室。弗兰克已于 2021年 去世，普利斯称他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也是一位出色的老派教练，总乐于给年轻教练建议、分享经验。两人喝酒时，普利斯注意到他办公桌旁放着一个空的大纸箱，问是干什么用的。弗兰克说，那是用来装他所有东西的——从球员档案到家人的照片。“所有我想留的重要东西都在桌子顶上，”弗兰克说，“每次我丢掉工作——那一天总会来——我就把它们扫进箱子，然后走人。那个箱子跟着我走遍了足球世界。” 这话一直留在普利斯心里。执教是这样一份朝不保夕的职业，每个教练都得想着那个箱子，哪怕它并不天天摆在桌边。不久之后，他就第一次尝到了被解雇的滋味。他与伯恩茅斯的合同还剩一年，但俱乐部主席换人， 1994年夏天 ，他下课了。从在俱乐部几乎什么都干，到什么都不干、连季前训练都不用去，这已经够难熬；而因为那是他的家乡俱乐部，他还得承受孩子们在学校因他离任而被取笑。他还有房贷和家庭要养，伯恩茅斯在欠他的钱上帮不上什么忙。刚被扔进现实世界，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，尤其那还是一个他没有经验、也没有其他资历可以依靠的世界。普利斯幸运地得到了再次执教的机会，但不是每个年轻教练都有这样的运气。 当然，他也并非总是以糟糕的方式离开俱乐部。谈到与斯托克城在 2013年 的分手，他说彼得·科茨（Peter Coates）和他的家人处理得很得体——彼得和儿子约翰（现任主席）坦率地告诉他，俱乐部想换个方向，把一件难事变成了相互尊重的告别。他在斯托克城两段执教加起来将近 10年 ；而在米德尔斯堡虽然只待了 18个月 ，故事也类似。俱乐部老板兼主席史蒂夫·吉布森（Steve Gibson）一生都在为这家俱乐部操心，他对那片地区的人怀有深情，也把大量辛苦赚来的钱投入到让球队成功上。普利斯喜欢在那里度过的时光，因为史蒂夫一家乃至更多人的热情，那片地区让他想起自己成长的南威尔士。 2018-19赛季 最后一场比赛后，普利斯身心俱疲，也为球队没能打进英冠附加赛而沮丧。那晚开车回家，路又长又孤单。赛季尘埃落定后，他和史蒂夫在伦敦见面，谈得诚实而开放，他的合同到期了，双方都认为这是他离开的好时机——他希望好聚好散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。晚饭后两人又喝了不少，弄到很晚。他们约好第二天吃早饭，普利斯告诉对方自己一向起得早，早上 6点 他就起床去车站回家了。妻子刚在伯恩茅斯接上他，时间刚过 8点 ，史蒂夫打电话来问他怎么还没来吃早饭——他说自己已经到家了，史蒂夫还不信。普利斯错过了那顿早饭，但他们